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范例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范文1

改革开放前，我国高校在经济学教学和科研中一贯坚持政治经济学的主导地位，对一个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但毋庸讳言，近30年来，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在我国高校呈现出一种被逐步淡化、边缘化、萎缩以至被取消的趋势。在我国的许多高校，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的课时越开越少，有些学校干脆取消这门课，只开西方经济学。有一些大学生听到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都觉得好笑，甚至一些经济界的人士都主张把西方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取代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笔者认为，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的主导地位是不能动摇的，我国高校必须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核心必修课来开，其理由是:

1.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地位决定的

由三大部分组成，其中政治经济学是其中主要组成部分，它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哲学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人类已经认识了世界变化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即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规律。用上述哲学的自然观去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就会发现人类社会也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中前进的。马克思的光辉巨著—《资本论》正是运用其哲学原理，以严密的逻辑、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走向灭亡，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党和国家才把以政治经济学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作为指导思想载人《》和《》。这样看来，我国高校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核心必修课来开，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事。认为经济学只是为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必须为社会主义制度所替代服务的，而现在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是要发展市场经济，因而经济学不管用了，要用西方经济学取而代之了的说法。这是一种十分错误的看法。实际上永远是我们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只能是经济理论。。”[l1

2.西方经济理论作为制定经济的指导思想是不行的

“西方经济学”其实不是一个科学的名称，按照时下人们约定俗成的理解，指的是西方国家各个时期的主流经济学，当前特指美国各派的经济学说及其教材。说得直白一点，眼下在美国暴发的这场危机，从本质上说是美国近30年来加速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金融理论和造成的。近几十年来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代表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有一个核心思想: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相信不受干扰的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新自由主义有四大主张:主张实行“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国家干预的最小化。在金融问题上奉行的是所谓的“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各种资产价格是对该资产所代表的各种信息的完全反映，金融市场不可能产生泡沫。在经济和金融秩序上，提倡自由贸易和资本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因此，一些学者把新自由主义也称为“完全不干预主义”。上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获得了支配地位，当时的里根、后来的布什、克林顿、小布什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上的代表人物。一种经济理论，当它还是以一种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存在的时候，不管其正确与否，它对社会的影响总是不大的。而一旦被决策者所接受，成为制定经济的理论根据时，那它对社会的影响就大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次金融危机，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支配下，美国既大大减少了对市场、尤其是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废除了大萧条后制定的《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允许商业银行涉足证券市场等;又允许私人金融机构涉足以前只有有背景的机构才能经营的业务。让金融资本拥有太多、太大的，甚至可以脱离物质资料而循环(俗称体外循环)，靠自身的流转实现“增值”(完全违背马克思关于资本只能在生产过程中才能增值的原理)，当然只能形成。此次源自美国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后演变成为一场战后最大的经济危机)，充分暴露了资本和西方自由经济理论的实质，使我们对资本的本质以及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等消极功能有了充分的认识，更清楚地认识到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提醒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能搞市场崇拜、不能以西方的自由经济理论来指导我们的经济建设。金融危机也使我们对资本主义西方经济理论的历史局限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更坚定了我们在高校开设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的决心。依据西方经济理论制定的经济是不可能很好地规范经济活动的。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是美国，但由于美国是国际金融体系的庄家，在经济一体化条件下，损失的钱主要是别国的(包括中国)。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损害，远不止这些。所以，为了保卫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果，为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高校必须开设政治经济学。

3.只有政治经济学才能救“市”

所谓“救市”，就是挽救经济。危机发生后，美国在“救市”对策选择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焦点仍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与凯恩斯主义的较量。结果新总统奥巴马不得不放弃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推动一个总额为8250亿美元的直接救助经济实体(指资产阶级的大垄断企业)的刺激经济计划。与此相对应，我国的“救市”是以经济理论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坚持以人为本，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我国计划用两年时间，启动一个总额为四万亿元人民币的扩大内需计划，安排一半用于改善民生。这就是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救市”问题上的本质区别。我们可以大胆地预言，从总体上看，从长远处考虑，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救“市”不可能取得根本性的成功，原因是以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只能以西方经济理论作指导。说到底，他们是在坚持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还是坚持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之间作选择。退一步讲，即使他们的救“市”取得了暂时性的成效，也只能是治标，是治不了本的。因为他们所采取的一切救“市”措施是在不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是在维护华尔街那些“肥猫们”根本利益前提下下的赌注。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经济是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作指导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是以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正如当代学者程恩富所说:“马克思认为，……从发展趋势上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现代财产公有制度比财产私有制度更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提高，更能够促进经济公平和社会公正，这一点与西方新制度认知恰恰相反。”l2]说具体一点，我们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公有制决定了生产目的，这就直接决定了我国经济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所以我国与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在救“市”的指导思想和效果方面是绝对不同的。“从本质上讲，我国‘救市’是通过‘救民’达到‘救市’的目的: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解决好民生难题，在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同时，强调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目前，我国将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文化卫生教育事业发展、地震灾区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收人等工作同步推进，以解决过去在民生问题上的欠账。这些应对措施极大地解决了民生问题，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理解，又为成功应对危机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圈这一切，提高到理性的高度来分析，不能不归结于政治经济学的功劳。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什么要开设西方经济学

1.政治经济学不是万能的

按照传统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部分。而实际情况是作为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只是指资本主义部分，因为马克思在世时，世界上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马克思当然不可能写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经济的运行机制也由原来的计划向市场过渡，150多年前的马克思不可能为我们今天的经济运行勾画出一个理想的曲线图表来。就讲《资本论》这部伟大的经济学著作，也是对18世纪处在原始积累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概括。按照哲学有关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关系的原理，任何一个真理性的认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人们对某一个特定对象的认识，只能是近似的、不完全的，因而叫作相对真理。据此，《资本论》只能是巧0年前马克思对当时资本主义制度近似的、不完全的认识，那些结论即使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巧O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突飞猛进，资本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后继者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如果还用150年前现成的认识去解释和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那只能得出不切实际的结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经济学。没有一种理论是万能的，政治经济学，它不可能解决具体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具体来说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一般规律，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作用，寻求改变这种生产关系的动力和掘墓人，阐述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客观必然性。马克思回答了人类社会演化和社会变革的一般规律，但是没有回答一种社会形态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其经济运行的具体细节。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理论经济学，它的作用和功能也不是回答这些问题的。150多年来，它起到鼓动人民起来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今天仍然是我们制定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依据(公有制决定了我们的一切经济和经济行为必须从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出发)，政治经济学的职能定位，也说明它不是万能的。

2.发展和繁荣中国经济必须借鉴西方经济学

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计划经济的失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崛起，也无可否认地说明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虽然二者建立在不同的所有制基础之上，国情也不尽相同，但从市场经济这一点看是相同的，都搞商品经济，都是社会化大生产，都要提高经济效率，因而在对经济现象的描述、经济机制的设计等理论体系方面应该有许多共性。西方的市场经济已经很成熟了，因为它有300多年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为其设计并被实践证明了是比较成功的运行机制，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而我国的市场经济才刚刚起步，虽然自己也可以从头开始摸索，但要浪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当然应该选择研究和借鉴西方成功的经验和成果。这一点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的时候，就认真吸取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优秀思想成果，为我们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一个光辉的范例。改革开放犯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西方经济学在帮助我们设计市场机制、用经济手段进行宏观、建立税收制度、打破行业垄断等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马克思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形成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当前，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在中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如果我们拒绝西方经济理论的借鉴作用，那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在国际贸易中赢得自己应得的经济利益。一句话，那就是放弃改革开放，坚持闭关自守，最后自取灭亡。要消灭私有制，必须先保留私有制;要实现世界大同，必须先承认多元化格局的存在;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先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没有诞生之前，牛顿的力学三定律被人们确认为经典力学，而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问世之后，牛顿力学三定律所描述的则只是物体在作低于光速运动时的一种特殊情况(牛顿力学只不过是物体在低速运动下很好的近似规律)。但是迄今为止人类所看到物体的运动，通常是在低于光速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牛顿力学三定律仍然被现实世界的人们界定为经典。同理，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在世界没有实现大同之前，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里存在并为之服务的，而且会被那个社会形态确认为有意义的理论。即使将来实现了世界大同，我们也不可否认存在于不同社会形态的经济理论相对于那个社会形态的正确性，因为根据哲学原理，无数相对真理的涓涓细流，才能汇成绝对真理的大海，相对真理也是真理(任何一个相对真理都是对某个特定对象近视的、不完全的、相对正确的反映)。综上所述，无论从加快我国经济建设的角度，还是从创立马克思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角度，我国大学的经济类专业，必须开设好西方经济学这门课。

三、开好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教学中要处理好两门课的关系，摆正好两门课的位置

不管在教学人数还是在教学课时及教学内容的安排方面如何处置，两门课的关系应该是:政治经济学是指导、是主流，西方经济学是参考、是借鉴。政治经济学以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资本主义这个特定物质生产条件出发，客观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只有政治经济学才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最完整、最科学的经济理论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必须以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这里所讲的“指导”，是指对西方经济学的分析、评价应以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不是说要用政治经济学去代替西方经济学。。在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问题上，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权威学者陈岱孙教授有一些中肯的论述，这里引用两段以表明笔者的观点:“作为一个整个理论体系，现代西方经济学不能成为我们研究制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但不等于说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没有值得我们参考、借鉴、利用的地方，……当然，相反的，由于某些方面有可借鉴利用之处，便盲目地全盘接受，或者食洋不化，对于给纵然有用的技术手段采取生搬硬套的办法更是有害的”;ls]“西方经济学无论如何，是植根于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实际在种种方面和西方实际大不相同。要借鉴、利用西方经济学一些理论分析解决中国今日面临的经济问题，我们不但要排除其在本国实践上已证明为谬误者，即使对在其本土已证明有成功经验者，我们也得详察其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le]。

2.有关教学内容方面应注意的地方

西方经济学是一个内容广泛而松散的名词，没有一个公认的。可以理解为西方国家的经济学者对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及市场运行方式所作的理论概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经济学就是当代西方的市场经济学。其基本理论包括三部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现在本科使用的由教育部高教司组编、高鸿业任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它坚持了用经济理论为指导，坚持洋为中用，并且每章都加了评议，应该说还是比较好的。。目前，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西方经济学双重性质的问题。西方经济学既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面，因为它的阶级性、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造成的局限性，又因为它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因而又有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我们在社会主义大学课堂里同时开设政治经济学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有双重意义:其一是通过比较可以坚定对经济理论的信念;其二是通过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用的成分来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服务。从笔者了解的一些高校的情况看，两门课的权重比例有不合理(无论从课程种类、课时时数看，还是从学分看都这样)的地方;教学内容是政治经济学太单薄，西方经济学太厚重。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只讲教学内容，不加评议的情况，更严重的是讲西方经济学时只注重讲它的实用性，忽视了它的阶级性和局限性。比方说微观经济学中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宏观经济学中把工会视为垄断势力并把它视为工资—物价居高不下、形成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等，这些东西我们不但不能接受，而且要用的观点进行评议和批判。为此，笔者觉得，要适当压缩本、专科学生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特别是微观经济学部分的教学内容。对本、专科学生应侧重多介绍一点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观点等基础知识，并注意用进行评议(每章课后的评议一定要讲)，而且要配套开设《经济数学》这门课程。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范文2

论文摘要：地缘经济学是冷战后出现的一种颇有研究价值的国际关系理论。国内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尚不深入，并且还存在较多模糊认识。。

一、地缘经济学界定

地缘经济学(geo-economics)是在冷战结束后出现的颇有新意的国际关系理论。当然，有看法认为，地缘经济学是研究一国经济发展与地缘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是关于国家利益、经济现象和地缘关系的科学”。还有看法认为，地缘经济学是基于地理因素考虑争取国家利益的战略或。爱德华·卢特沃克(EdwardN。Luttwak)强调“地缘经济学是一种战略，对军事对抗起缓冲作用”实际上，从目前地缘经济学的发展情况看，它既不是一门的学科，也还不足以构成一门科学。它还远不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探讨的主要话题，它需要“一个明确、规范的定义，特定的研究内容，可供证伪的假设，而这一切有待于进一步的思考”。地缘经济学又称“后地缘政治经济学”，具有显著的色彩，它强调地在有限空间内争夺相对受益的竞争性，可能引起人们关于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的担心，使其发展陷人窘境；同时，从纯粹学术角度看，将地缘经济学拘囿于战略或层面是不科学的。因此，将地缘经济学称之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是恰当的。确切地讲，它应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所探讨的理论范畴。

1990年，美国国防部高级顾问、华盛顿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战略专家爱德华·卢特沃克在海湾战争前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地缘经济学理论。按照他的看法，冷战的结束使世界进人了地缘经济时代。在1993年出版的《面临危险的美国梦——如何阻止美国成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并在工业霸权争夺战中胜出》一书中，他进一步指出，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间的竞争已经从过去的政治和军事舞台转移到了经济舞台。国家间的竞争模式已经变为通过国家、参与来占领世界经济版图，提高目标市场的占有率。这种竞争新模式就是地缘经济学。美国兰德公司政治研究部主任所罗门指出，贸易、金融和技术的流动变化将决定地缘经济时代的力量现实与政治，抢先启动的区域性贸易集团将在21世纪的经济和贸易竞争中占据优势。L5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亨利·诺(HenryR．Nau)在《美国衰退的神话》一书中提出“权力经济学”(Powernomics)概念，认为地缘经济时代的国家目标依然是权力，经济活动应该围绕权力开展。只不过，这个权力更多是以经济来定义的，例如市场占有率、金融、物价和就业机会等。我国学者普遍认为，这种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主轴的理论为地缘经济学。即便将地缘经济学定位于学科上的学者在对其定义时也跑不出三个因素：地缘关系、经济手段、国家利益结合上文，笔者认为，地缘经济学较科学的定义应是：以民族国家行为体为主导，以地缘因素为地理基点和辐射点，运用国家干预色彩浓厚的战略经济手段获取国家利益和权力，夺取地缘经济时代领导地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二、地缘经济学的理论内涵

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浪潮的推动下，世界相互依存趋势日益加强，各国面临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问题普遍增多。而冷战的结束也为各国政治精英谋划治国方略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在政治、军事等“高级政治”的作用相对淡化的同时，经济、生态等“低级政治”的影响却愈加突出。决定一国国际地位的不再是武力，而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以科技力量为先导的综合国力。过去的那种以对抗、冲突为主的竞争模式将让位于以协调、合作为主的非零和思维。但是，作为理性的自私的民族国家行为体追逐相对受益的本性不会因此改变。那么，民族国家如何在变换的时代特征下寻求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呢，这便是地缘经济学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冷战结束预示着地缘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

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和冲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全球面临的最大威胁已经从核战争危险转向经济危机和生态破坏，“高级政治”让位于“低级政治”。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由于资源的稀缺，所有国家的本性还在于争夺相对利益。但是在地缘经济时代，国家间竞争的方式却是经济竞争取代军事竞争，“所有官僚机构发现的地缘经济作用的结果和由利益集团控制的地缘经济的结果，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案例中虽然各式各样，但是，从根本上讲，国家将按地缘经济的方式行事”。

(二)国际关系行为体增加，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争夺经济优势

企业、组织乃至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地缘经济中来，而且在地缘经济时代，它们将和国家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它们将以“地缘经济”的名义寻求来自的支持，如果它们是“朝阳产业”或“民族工业”，将更有可能获得支持。此外，国际层次的区域性国家组织、贸易集团、公司和非组织也将在地缘经济时挥重要作用。地缘经济学的目标并不在于将国民的生活水准提高到最高程度，而在于本国在世界经济中优势地位的获得及维持，其中，“竞争力”是最主要的工具。衡量权力的尺度是通过高技术的研究与开发获得的。凭借决定性技术优势占领未来市场的能力以及获得进入新兴市场的机会比控制实际领土更为重要。国家参与地缘经济争夺的方式是多样的，如产业、贸易、财政金融、经济外交等。“由国家提供或引导的产业投资资本等同于传争的要素——‘军火’，国家支持的产品开发等同于‘武器’的变革，国家支持的市场干预取代了在国外军事基地的‘外交影响”’。

(三)美日欧之间的竞争是地缘经济时代国家间竞争的主要内容

地缘经济学是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的国际背景下产生的，它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认为世界正在逐步发展成为三个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1)日本率领的环太平洋地区；(2)美国领导的西半球经济区；(3)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经济区。“在未来的竞赛中，三个经济霸权中的每一个都倾向于超过其他两个。无论哪一个实现了这种超越，都会位居领先，都会像英国主导19世纪，美国主导20世纪那样，主导21世纪。”为了维护美国经济和政治利益而重新制定贸易成了克林顿经济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减少日本贸易顺差，要求日本“自动出口”、“志愿出口配额”，甚至要求日本进行经济改革和改革。

(四)不是所有国家都拥有实施地缘经济的能力，也不是所有国家都愿意这样做

只有属于“世界事务的核心舞台”上的国家才有实施地缘经济战略的能力。因为只有这些国家之间才能真正摆脱传争的威胁，也只有它们才拥有实施地缘战略所必须的有效的官僚和行动能力。另一方面，处于“世界政治的死水区”的第三世界，它们担心更多的依旧是地区冲突、战争威胁等传统的地缘政治问题，它们或者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追求地缘经济战略，地缘经济不是这些国家考虑的问题。地缘经济学就其本质来说是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是研究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而不是发展中国家之间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三、地缘经济学的理论特征

(一)地缘经济学是经济／生态政治学的发展

经济／生态政治学(eco-politics)是根据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依托国际政治经济学而产生的。代表性著作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海沃德·奥尔克教授所著的《全球经济／生态政治学》，其主要观点是：(1)国际关系从地缘政治学转向经济／生态政治学，目前迫切的任务是改革国际经济，调整国际经济关系，适应冷战后经济和生态政治因素增长的需要。(2)冷战后，军事威胁减弱了，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也相对削弱；战争不可取，实力不可无，经济与生态将成为实力的主要构成部分。(3)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不仅有政治的和军事的，更包括经济的和生态的因素。以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为核心的安全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国际新秩序的主要内容。

地缘经济学的创始人爱德华·卢特沃克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地缘经济时代，国际关系从地缘政治学向地缘经济学发展。其理论主张是：(1)意识形态的差异已不如以前那样重要；(2)按地缘政治标准划定的对手或敌手，在地缘经济时代可能同时是贸易伙伴；(3)对全球的最大威胁已从核战争危险转向经济危机和生态破坏，国际关系中“低级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第一次明显地超过“高级政治”(军事对抗和核威慑)。这一转向“开拓了超越国界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新时代”。可以看出，经济／生态政治学为地缘经济学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地缘经济学采纳了经济／生态政治学诸多观点，它只不过在经济层面上的着墨浓厚了一些罢了。

(二)地缘经济学是新现实主义理论

新现实主义是在对传统现实主义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仍旧认可传统现实主义所坚持的国际社会无状态；国际社会的冲突和竞争模式；国家对权力、利益和安全追逐的理性自私属性等基本原则。它纠正、完善了传统现实主义若干不合时展的缺陷，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的主义派别。它在强调国家行为体是主要国际行为体的同时，还点明了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它在强调相对收益的同时，还说明了合作、协调获取绝对收益的可能性；它在强调军事安全攸关国家生存的同时，还阐明了经济安全对国家的至关重要性；最为重要的是，它发展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安全观，认为权力不再是最终目的，权力是获取利益、保障安全的手段，这使其不再像权力政治那样极富进攻性而具有了某种自由主义式的协调性、融合性，为自身理论的发展开拓了视野。

地缘经济学认为国家所有的经济较量都是国家利益驱动的。只不过，地缘经济学强调的是国家经济利益，它的实现表现在就业人口扩大、市场扩张和产品出新上。地缘经济学强调国家的经济权力和国家的经济安全。为了本国的利益，国家要追求财富、权力、市场和工作机会，任何对本国国际经济地位进行挑战的国家对本国的经济安全都会构成威胁。地缘经济学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冷战后主要是竞争和对立的关系，特别是经济上的竞争与对抗。地缘经济学尽管赞同非国家行为体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一员，但仍旧把主权国家作为研究冷战后国际关系的主要对象。可见，地缘经济学是以新现实主义为指导的，它是新现实主义在经济层面上的变种。说的严格一些，地缘经济学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新现实主义学派的一员。

(三)地缘经济学是经济民族主义理论

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一种重要形态，又称新重商主义、经济现实主义和国家主义。学术界在经济民族主义的定义问题上存在多视角问题。罗伯特·吉尔平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或如最初所称的重商主义)是由近代政治家的社会实践发展而来，主张政治是重于经济的第一位因素，经济民族主义是国家建设最基本信条，它主张市场要服从国家利益，政治因素确定(或至少应该)决定经济因素”。肖夏娜·B·坦赛从政治主张角度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是指一个国家的这样一种愿望：在世界经济范围内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运，以及本国领土范围内行使主权，决定谁可以开发自然资源，谁可以参与各经济部门的活动”。即还有一种观点从区域角度出发，认为经济民族主义即为东亚国家或地区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陈峰君对东亚经济民族主义的定义是：把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并赶超先进发达国家作为全国全民的核心任务；充分发挥国家和在经济建设中的杠杆作用，力图使之与市场经济有机融合为一体；在思想领域中利用东方儒家文化中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简言之，倡导“经济兴国”。

上述定义存在明显失误。它们并没有阐明经济民族主义(尤其是当代经济民族主义)的重大特征和实质，而且具有概念界定的理论局限和地区偏见。经济民族主义的定义离不开民族主义的本质属性：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尽管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定义，但往往都被界定为一种以民族感情、民族意识为基础的纲领、理想、学说或运动。”经济民族主义所追求的全部便是权力和财富，这还是经济民族主义所认同的民族利益。笔者并不赞同经济民族主义对政治权力的追求第一于经济利益的追求这种说法，反之亦然。经济民族主义通过国家权力来增进民族经济利益，又运用经济实力来获取国际社会权力。经济民族主义将两者放任等值的位置，没有必要分出高下。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具有自由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双重特征。经济民族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历史范畴，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已不再像重商主义、李斯特历史生产力理论、凯恩斯贸易超保护理论等早期经济民族主义那样极富侵略性了。

在强调相对收益的同时，它并不排斥绝对收益，竞争、冲突是其主要思维，但协调、合作也被采纳。在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趋势的作用和推动下，经济民族主义走出民族国家领域樊篱，将触角伸至国家周边并不断扩大外延，形成了扩大的经济民族主义——地区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是一个中性概念，这不仅是对民族国家本身存在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和非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而言，而且也是对第三世界经济民族主义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民族主义分别对旧有国际秩序的破坏和维护而言的，这分别是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和非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因此，经济民族主义是否可以这样定义：出于忠诚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增进民族利益的权力和财富。要求国家权力制定并实施符合这一考虑的经济战略和经济，保护、壮大民族经济并为民族经济的对外扩张赢取市场和资源。竞争、冲突是常态，合作、协调不可无，参与符合民族利益的区域一体化，争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世界经济机制和秩序。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内部利益集团相互博弈而产生的理论、主张、方针和运动。

地缘经济学要求国家运用公共权力推行战略经济，保护国家经济安全，培养国家经济竞争力，争夺世界经济优势。在强调国家干预这一点上与经济民族主义毫无二致。地缘经济学强调国际经济关系的地缘性。国家或地区间由于地域上的邻接性而产生地缘经济关系，当它们的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些经济体就会汇合成新的更大的经济体并产生经济超常规发展现象。。地缘经济学的地缘性观点可以为扩大的经济民族主义提供理论支持。地缘经济学强调更多的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竞争和冲突，关心更多的是相对经济收益，但它本身并不排斥合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两个地区之间由于经济产业结构、资源结构上的差异性，而通过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来共同促进发展，形成互补关系。地缘经济学的合作观点可以很好地解释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对绝对收益的认可。

四、地缘经济学的启示

(一)冷战后国际经济斗争的目标是抢夺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成功的希望则是在高科技领域

如果一个国家首先控制在生物工程、电子计算机、电子通讯和新材料等领域中的专利权，它将不会受限于传统工业产品的关税壁垒，在国际贸易中赢取较大优势；高科技经济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外溢效应不仅存在边际成本递减、边际报酬递增特点。还可以优化、升级国内产业结构，以乘数效应拉动国民经济健康增长。如果我国在高科技产出领域中，哪怕只在一个或几个方面占有主导权，带来的成果，则可以用滚动发展的办法推动中国经济走向繁荣。这里最关键的因素是发明高科技专利的科学家是否属于中国，而现今中国羁绊人力资源创新的最大障碍恐怕便是的臃肿，因此，民族富强和国家昌盛需要的关键步骤便是富有生机的制度及机制催生出的高科技人才。

(二)冷战后国际经济斗争直接表现为公司、企业和个人在国际经济上的斗争，而实质是国家间、间、水平间的较量

地缘经济环境下，国际关系交又发展的现实使企业在经济竞争中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困难。当一个国家在选择某一生产领域作为国家发展的主导领域时，其他国家相关领域的企业在没有本国的支持下就将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国际市场中的中国企业仅凭自身力量是难以有所作为的。中国的参与是必需的，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介入的范围与程度。也就是说，必须清楚哪些部门与活动可以战略与规划应该掌控，用什么手段来干预，通过什么途径来传递，怎样把握介入时机，如何做到恰到好处。实际上，这里讲的是干练而富有成效的经济决策机制，纯粹的行政官僚机构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此，必须创建学习型并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专家治国队伍。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范文3

关键词：美元；人民币；经济失衡；政治经济学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09SZYZJ21）；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应用经济学硕士一级学位点（2011XWD-S0202）。

；许欣欣（1985-），女，回族，河南商丘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世界经济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6-0042-04收稿日期：2011-12-14

一、文献综述

从2005年7月到2011年12月，人民币兑美元已经升值了30%。但是，升值压力依然未减。如果将视线拉长，就会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美元的汇率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世界。换言之，当国内经济出现问题时，美国总是在寻找外部原因，认为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对美国存在巨额贸易顺差的国家的货币存在低估。例如，日元的长期持续升值就与日美贸易摩擦密切相关。近年来，人民币则感受到了巨大的升值压力。

日元和人民币为什么会对美元出现持续的升值？是因为汇率存在低估吗？关于均衡汇率的决定，理论和实证都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

进入21世纪，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加之2001年美国经济因互联网泡沫破灭而陷入衰退，人民币由此开始面临升值压力。研究人民币均衡汇率的文献也随之大量涌现。Dunaway等（2006）发现，模型规范性、解释变量、时间选择等因素的任何微小变化都会引起实际均衡汇率预测的大幅变化。尽管如此，Frankel（2006）的估计结果仍然影响深远。他使用佩恩世界表6.1版本估算出人民币兑美元在2000年低估了36.1%，并据此推算2006年人民币低估程度依旧。

2010年以来，相似一幕再次上演。次贷危机使美国经济在2007年12月到2009年6月经历了二战以来最长时间的衰退。走出衰退的美国经济并没有摆脱疲软。人民币再次面临升值压力。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学者对人民币低估幅度开始了新一轮的估算。目前，有影响的均衡汇率计算方法已经多达18种（Driver et al，2004）。但是计算方法的增多只是增加了分歧。周克（2011）回顾了近年来估计人民币均衡汇率的一些文献，并使用世界上三大公开的数据集估计了基于Balassa——Samuelson效应扩展的人民币购买力平价汇率。结果发现，对于相同的样本，不仅不同数据集的估计结果差异巨大，甚至是同一数据集的不同版本也产生不同结果。当使用佩恩世界表的6.3版本和Frankel（2006）的方法重新估算时，人民币低估幅度在2000年只有23.4%，2009年不足9%。基于BEER模型，唐亚晖等（2010）也没有发现近年来人民币存在严重低估的证据。

总之，现存的汇率理论仍然不能摆脱Meese等（1983）所作的尴尬论断：在对汇率预测时，传统的汇率理论甚至不能超越简单的随机游走模型。在解释日元持续升值的原因时，McKinnon等（1997）指出，传统汇率理论失效的原因可能在于这些理论将国际金融研究与贸易变动、商业以及贸易争端的研究相分离。他们的研究为解释汇率变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循着这个新的视角，并基于Grossman等（1994）的贸易保护游说模型（PFS），Aminian等（2006）构建了日元的汇率政治经济学模型，说明了来自美国的政治压力是如何对日元汇率产生影响的。他们的模型仍然局限于外部失衡对汇率的影响。笔者认为，美国经济内部失衡也会对美元和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产生影响。因此，笔者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美国经济内部和外部失衡对美元汇率的影响，以弥补现存文献在研究经济内部失衡对汇率影响方面的不足。

笔者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提供了一个研究经济失衡对汇率影响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第二，提供了一个经济失衡影响汇率的实证模型，并使用该模型研究了美国经济失衡对美元汇率的影响。

二、美元汇率政治经济学

美国为什么会干预外汇市场呢？会在什么时候干预外汇市场呢？这需要弄清楚美元汇率的影响因素。

现存文献并不能对汇率的变动进行良好的解释，因为有时候政治因素对汇率变动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实际上，受到政治因素影响的不仅仅是汇率。在解释自由贸易在实践中难以实现的原因时，Grossman等（1994）认为，在代议制民主的社会中，不仅根据普通选民，而且根据特殊利益集团的压力来制定贸易。他们根据这种政治过程构建了著名的贸易保护游说模型（PFS），解释了贸易保护的均衡结构。

基于该模型的思路，本研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美元汇率变动的原因，构建一个汇率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在分析前，首先需要对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进行定义。经济的内部失衡主要体现为经济增长缓慢或陷入衰退，外部失衡一般是指贸易项目出现赤字。本文的外部失衡强调动态变化，即贸易项目盈余减少或者赤字增加。更准确地说，是外部失衡加剧。

。则通过选择汇率水平来最大化自己的目标函数——总社会福利和政治捐助的加权和。相对于普通选民，获得了政治捐助的会赋予特殊利益集团以更高的权重。在均衡时，游说团体选择自己的捐助计划使其成员的福利最大化。当经济失衡对进出口竞争部门产生不利影响时，他们会游说干预外汇市场，使货币贬值，以减少自己的损失。但是，汇率未必一定会贬值。因为还需要考虑普通选民，即消费者的利益（消费者主要指非特殊利益集团的消费者）。贬值会提高进口竞争品的国内价格水平，损害消费者的福利水平。因此，会权衡各方的损失情况，干预外汇市场，使货币贬值或升值，让自己的处境最优。那么，经济衰退时汇率到底是升值还是贬值呢？这取决于各方对施加影响的强弱。如果经济内部失衡使特殊利益集团的损失更为严重，将倾向于干预外汇市场使货币贬值。因为，对来说，这时从利益集团所获得的收益大于货币贬值所导致的不利后果。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利益集团对施加了更强的影响。反之，如果消费者的损失更为严重，将倾向于干预外汇市场使货币升值。这就是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经济内部失衡对汇率影响的基本思路。

问题在于，在现实中如何判断经济失衡给各个利益群体造成的不同影响，从而获知经济失衡对汇率的影响呢？这可以从生产和消费的不同性质上寻找答案。经济衰退给生产者和消费者都造成了不利影响。生产者产出和利润下降，消费者收入和需求减少。如果经济衰退的同时贸易项目恶化，这意味着进出口竞争厂商产出的下降超过了消费者需求（对进口品和进口竞争品的需求）的减少，那么，就可以认为经济衰退使生产者受到了更大的损失。根据前文的分析，笔者知道将倾向于干预外汇市场使货币贬值。反之，如果经济衰退的同时贸易项目改善，就可以认为消费者在经济衰退中损失更大。因为，消费者需求的减少量大于进出口竞争厂商产出的减少量。这时，将倾向于干预外汇市场使货币升值。但是，考虑到赋予特殊利益集团以更高的权重，贸易项目必须有较为显著的改善才会使选择货币升值的。

笔者将经济内部失衡对汇率的影响简单总结如下：在经济内部失衡的同时，如果外部经济恶化，将倾向于干预外汇市场使货币贬值；如果外部经济显著改善，将倾向于干预外汇市场使货币升值。总体上，内部经济失衡对汇率的影响不确定。

政治经济学的这个分析框架也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外部失衡对汇率的影响。外部失衡意味着作为特殊利益集团的进出口竞争厂商会受到影响。他们是否一定会受到不利影响或者存在净损失呢？不一定。如果外部失衡是由于经济增长引起消费快速上升所导致的，那么，生产者的收益实际上在增加。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不会要求货币贬值。但是，如果在外部失衡的同时，经济内部也存在失衡。生产者肯定受到了不利影响，他们会向提出贬值要求。因此，外部失衡对汇率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这取决于内部经济的运行状况。在传统的汇率理论里，贸易赤字意味着需要贬值，盈余则意味着需要升值。本文的分析完善了传统汇率理论。

综上分析，笔者发现，经济内部失衡或者外部失衡对汇率的影响都是不确定的，但是，当经济内外部失衡同时存在时，干预外汇市场使汇率贬值的可能性最大。

三、实证分析

（一）实证模型

为了检验美国经济失衡对美元汇率影响的可能性，笔者选择了二值因变量模型。根据前文的分析过程，构造模型

P（EIt=1Yt，NXt，ItXt）

=F（β0+β1Yt+β2NXt+β3ItXt）

式中，EIt是表示第t期（季度）美元贸易加权汇率指数变化的二值因变量。如果美元贬值EIt取值为1，升值或不变取值为0。由于笔者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美元汇率的变动，因此还需要考虑美国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干预并不一定导致汇率发生变化，即干预和汇率的变化方向可能会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笔者以外汇市场干预的方向为主，即如果卖出美元，EIt取值为1，买入则取值为0。在观测期内，有7个季度的数据进行了这种调整。因此，EIt不仅表示美元汇率变化，也表示了美国对外汇市场的干预。

Yt是第t期美国实际GDP季度增长率的均值与各季度增长率之差。在样本期内，美国的季度经济增长率的均值为0.7%。如果该数值为正，表示经济增长率低于均值。经济增长率越低，该数值就越大。该数值为负则表示经济增长率高于均值。这样处理的好处为：第一，可以直观地观察经济衰退对美元贬值概率的影响方向。如果该变量系数的估计值为正，就表示经济衰退会提高美元贬值的概率，为负则降低美元贬值的概率。第二，系数（在二值因变量模型中是边际效应）的经济意义也十分明显，即经济增长率每低于均值一个百分点，美元汇率贬值概率的变化是多少个百分点。

NXt是第t期美国贸易余额占实际GDP百分比的负数。如果该项前面的系数为正，表示贸易项目恶化提高了美元贬值的概率，如果其为负则降低了美元贬值的概率。

It是内部失衡指数。定义为反映第t期美国内部经济运行状况的一个虚拟变量。低于平均经济增长率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Xt是外部失衡指数。定义为反映第t期美国外部经济变化状况的一个虚拟变量。如果第t期美国的贸易项目恶化，取值为1，否则为0。

ItXt是一个交互项，用来反映经济内外部同时失衡对汇率贬值概率的影响。

β0、β1、β2和β3是参数。其中，β0是截距，β1和β2分别表示经济外部和内部失衡对汇率贬值概率的影响，β3表示经济内外部同时失衡对汇率贬值概率的影响。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β1和β2的符号以及显著性都不能确定，β3为正且显著。

（二）实证结果

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3年3月12日正式解体，但是美元汇率从1970年就开始剧烈变化了（Bordo et al，2010）。因此，本文的样本期从1970年第二季度开始，到2011年第一季度结束。这样得到了1个季度的观测值。分别使用对数单位模型和概率单位模型进行估计，结果总结在表1中。

表11970 Q2～2011Q1美国经济对美元汇率影响的估计值

因变量：EI（87个汇率指数的观测值为1，77个数值为0）自变量1次观测LOGIT系数边际效应PROBIT 系数边际效应

Y-0.3 -0.091 -0.224 -0.0 （0.215）**（0.053）** （0.132）** （0.052）** NX0.103 0.026 0.060 0.024 （0.094）* （0.023）*（0.057）* （0.023）* IX1.148 0.272 0.706 0.270 （0.412）***（0.090）*** （0.251）*** （0.090）*** 伪R20.046 0.045 对数似然值-108.30 -108.34 正确预测百分比.02 63.41 注释：*表示p值大于10%，**表示p值大于5%小于10%，***表示p值小于1%。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表1中的边际效应反映了自变量变化对因变量变动概率的影响。对于连续变量Y和NX来说，边际效应是指它们每变化1个百分点，汇率贬值概率变化的百分比。对于虚拟变量IX，边际效应度量了经济内外部同时失衡相对于经济正常时对汇率贬值概率的影响。小括号中的数字是对应估计值的标准误差。

2个模型的估计结果一致，都证实了前文的结论。经济内部失衡或者外部失衡对汇率的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都不显著，而交互项十分显著。估计结果表明，当经济同时陷入内外部失衡时，汇率贬值的概率将会提高27%。另外，有意思的是Y的系数和边际效应为负。这意味着经济衰退可能会降低美元贬值的概率。前文的理论分析指出，在经济内部失衡时，如果外部失衡显著改善，汇率可能会升值。

四、结论

自21世纪初期以来，人民币就面临着对美元的升值压力。在大幅升值后，这种压力依然未减。原因到底何在？由于传统的汇率理论不能对此做出合理解释，笔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美国经济失衡对美元汇率产生的影响，并使用二值因变量模型对此进行了检验。

基于PFS模型的分析表明，汇率不仅取决于经济因素，还取决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相对政治力量。通过对经济失衡时不同利益集团所受到的影响和可能采取的行为的分析，笔者发现：经济内部失衡或者外部失衡对汇率的影响都是不确定的，但是，当经济内外部失衡同时存在时，汇率贬值的可能性最大。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运行状况和美元汇率变动的关系证明了这一点。当美国经济同时陷入内外部失衡时，美元贬值的概率将提高27%。这个发现意味着，当美国经济遇到问题时，美国就可能会要求贸易伙伴国的货币升值。也就是说，美元汇率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经济运行的影响，它已经成为解决美国经济问题的一种工具。这与其他国家的货币是否低估无关。理解了美元汇率变动的原因实际上也就理解了21世纪初期以来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的原因。

参考文献：

唐亚晖，陈守东.2010.基于BEER模型的人民币均衡汇率与汇率失调的测算：1994Q1～2009Q4 [J].国际金融研究（12）：29-37.

周克.2011.当前人民币均衡汇率估算——基于Balassa—Samuelson 效应扩展的购买力平价方法 [J].经济科学（2）：55-62.

AMINIAN N， FUNG K C， ALICIA GARCIA-HERRERO，et al. 200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xchange rates： the case of the Japanese yen [Z].BBVA Working Papers， No.0702.

BORDO M ， HUMPAGE O F， SCHWARTZ A J.2006.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U.S. exchange market intervention policy [Z]. NBER Working Paper， No.12662.

BORDO M， HUMPAGE O F， SCHWARTZ A J.2010. Foreign-exchange-market intervention and the early dollar float： 1973-1981[Z]. NBER Working Paper， No.167.

DRIVER R L， WESTAWAY P F. 2004.Concepts of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s [Z]. Working Paper， No. 248， Bank of England， London， U.K.

FRANKEL J . 2006. On the yuan： the choice between adjustment under a fixed exchange rate and adjustment under a flexible rate [C]// Gerhard Illing （ed.），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ROSSMAN G， HELPMAN E. 1994. Protection for sale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4）： 833-850.

MCKINNON R I， KENICHI OHNO. 1997. Dollar and yen： resolving economic conflic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M].Cambridge： MIT Press.

MEESE R A ， ROGOFF K. 1983. Empirical exchange rate models of the seventies： do they fit out of sample？ [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4）：3-24.

（编校：薛平）

Influences of U.S. Economic Imbalances on the U.S. Dollar Exchange Rate

ZHOU Ke1， XU Xinxin2

（1.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610041， China；

2.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范文4

关键词： 劳动价值论；理论创新；新思考

中图分类号：C97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297（2008）07-035-02

一、多学科的视角看劳动价值论的意义

（一）经济理论

劳动价值论首先是作为经济学理论问世的，是在与当时西方庸俗经济学的对战中不断成熟的，十九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空前繁荣，为马克思全面总结人类经济发展规律提供了实践基础。他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那里批判地继承了劳动创作价值的理论，并将这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优秀遗产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发展、延伸，从而创立了系统科学的真正意义上的劳动价值论。在他以前，劳动与价值的关系总是被世人模糊。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更像一条红线贯穿经济学的始终，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包括诸多范畴，例如：劳动的二重性、价值的本质、商品的二重性、价值实体、价值量、价值规律、价值载体、价值形式、价值构成、价值转形、国际价值等。它的诞生标志着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如果没有这一理论基础，也就没有剩余价值规律的发现，也就更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的发现。但是只把其中的一两个方面视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将陷入片面性。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必须全面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二）哲学世界观

劳动价值论更是关于哲学世界观价值观的重要理论，是唯物辩证法、唯物历史观与经济学说的结合，有人说经济学家不是上帝派来的使者，他们只能代表与自己利益统一的阶级、阶层、集团来思维，概括其阶级、阶层、集团的经济意识。正是由此，才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劳动者的历史观―劳动价值论。

（三）的政治学

众所周知，人类历史的每一次社会变革都要有先进的思想、理论作指导，有个从思想到理论，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但是翻开人类政治史就会发现，以往每次变革都是从思想艺术领域开始，哲学领域深入，政治领域开展，唯独社会主义是从经济学理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开始，这在人类史，尤其是思想史上是第一次。马克思的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剩余价值理论，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规律的学说。。另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进步最终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劳动价值论告诉人们：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只有劳动者，才能和发展生产力。实践也证明了劳动价值论，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取得的伟大胜利是以这一基础理论为前提的，它通过现实这一最高方式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进程。

二、目前有关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创新

（一）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的劳动成果也应该属于商品

首先它符合商品的定义―有用、劳动产品、交换。前两个条件很明显是满足的，这里惟一存在争议的就是―交换，那么服务性劳动成果到底可具有交换的性质呢？笔者认为虽然它不一定具有交换的形式（无形的），但它具有交换的实质，只要它作为有用劳动被别种劳动承认了，得到了价值回报―劳动报酬（因为货币是劳动价值的一般）就可以认为是交换的完成，价值形式的实现。尽管服务性劳动的工资偿付有可能不是即时即地，现钱现货的交易，但这种时间或空间上的分离不影响交换的完整性，更不影响它的实质，所以说服务性劳动成果在理论上是可以划入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它也许是随生随灭，不能凝聚的，但是人类的劳动成果既有实物形式的，也有非实物形态的，既然满足了商品定义的条件，是活劳动的凝结，也可用于交换，那它就应该是创造价值的劳动。

（二）企业的经营管理不应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

目前学术界有许多人认为企业的经营管理劳动也创造价值。这部分人的理由是：除了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的劳动外，经营管理活动是企业维持正常生产经营必不可少的，经营管理者的劳动是企业总劳动的一部分，而形成商品价值的，是企业的总劳动，并不只是某一生产环节的劳动，所以，在商品的价值构成中，应有一部分属于经营管理者的劳动。只不过经营管理劳动是以间接的形式，而不是以直接的形式参与价值创造。这种理论的出发点是好的―强调企业管理的重要作用，节约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我们不排除一部分企业管理者直接参与了生产劳动，毫无疑问，那当然是创造了价值，但是就大多数而言，他们的劳动只是服务于生产劳动的，不构成（C+V）的任何部分，活劳动部分是工人们的劳动，物化劳动部分是转移的价值，那么所谓的经营管理劳动参与显然是（C+V）以外的部分。另外这里还犯了个简单的错误，那就是把“价值”代替了“价格”。其实这些非生产的所谓间接劳动是可以无限扩展的，尽管它是在一个企业之内的，这些管理劳动只能算入企业生产的成本，它更多的取决于企业文化，技术条件，生产方式，它的的确确改善了价值劳动的生产条件，但不能取代价值劳动，所以创造价值的仍不是这种劳动，而是服务于生产劳动的劳动。如果经营管理也是生产劳动，那么产品的销售、服务以及一系列围绕商品生产的劳动环节都可以与生产劳动相并列，都可以划入总劳动，劳动的内涵就 会无限的缩小，而外延就会无限扩大，到最后不管什么劳动都算生产劳动了。

三、有关劳动价值论的两点新思考

（一）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出5张床可以与1间房交换，即被马克思誉为天才的发现的亚里士多德的著名等式“5张床=1间房”，我们现在就从这里看看这两位天才是如何发展劳动价值论的。他们一致认为两种不同的物体可以相互交换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可通约性，即两者之中必定存在着某种等量的共通物，这种通约性就是撇开物品有用性后的产品的劳动属性，共通物就是劳动。这种分析表面看没有问题，其实有不严密的地方：两种不同的商品相交换，是否一定说明两者之中必定存在着某种等量的共通物？这在逻辑上并不具有必然性，因为完全有理由说这里的等号是亚里士多德强加的，是对交换这个概念的偷换，交换与相等不是一回事。另外等号两边的共通物难以像重量一样可称量，也难以像面积一样测量，用劳动时间来衡量也难以在标准上得到统一，也就是说共通物未必存在，尽管我们可以设想、赋予它一个共通物。

（二）价值含义的二重性应该是统一的。第一种含义就是从哲学、效用论来看，它是客体中所存在的对满足主体需要、实现主体欲望、达成主体目的的具有效用的属性，这也与马克思所说的使用价值相一致。这里“价值”实质上被定义为是客体对主体的主观效用，我们姑且称之为效用价值。而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是指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在这里表现为于主体的一种客观存在，我们称之为真实价值，或者是客观价值。由于商品要进入市场交换，这里就不能以真实价值来交换，因为交换不可能脱离广大需求主体对商品客体的效用评价，脱离了就交换不成，这时交换价值就是真实价值经过效用价值修正后的价值，是真实价值（C+V+M）与效用价值（价格）的统一。这样价值含义的二重性就在此得到了统一。真实价值理论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传统理论，在理论上处于主导地位，主观的效用价值主要在实践层面有很大作用。我国当前还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阶段，没有必要将基础经济理论与经济运行实践、改革思路割裂开来，一方面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传统经济理论，另一方面是以效用、价格为基础能使经济高效率运行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这样两种原本可以合二为一的东西长期得不到统一，不是在实践领域就是在理论界产生混乱，不是在行动上就是在思想上阻碍社会主义的前进。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范文5

关键词： 批判性 研究综述 西方 发展趋势

批判性作为马克思的主义理论特征，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强调，西方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把批判性视为理论的本质特征。近年来随着西方理论在我国学术界的传播，我国一些学者也强调是批判的理论。那么如何理解的这种批判性呢？本文对近年来学术界对马克思的批判性的研究情况做简要综述。我通过中国期刊的搜索，发现虽然的批判性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但是以的批判性为主题的文章却很少，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均为零，更别说研究专著。搜索到的文章大部分不是以的批判性为主要论述对象，所以关于的批判性这一问题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一、批判内涵的研究

要研究解释一种事物或者一种现象，首先要从定义上给出明确的解释。长期以来人们对批判的理解似乎只是，批判是一种认识，是对某一事物或某一特征的否定性判断，它的意义似乎只是对原先认识的否定或补充。所以批判往往被某些人利用，成为政治上相互攻击、相互贬斥的武器。有学者从哲学角度谈到，作为一种认识形式，批判构成了认识的载体；作为一种认识手段，批判推动着人认识；作为一种实践工具，它不断实现着人对自身的超越［1］。Benhabib从词源学的角度来探讨批判理论的含义，认为“批判”（critique）和“危机”（crisis）在希腊语中有相同的字源，意为区分、选择、判断。批判指的是涉及冲动和争议的过程，即危机时的主观评价和决定。。有学者指出，批判也就是对现存事物极其关系的审视、否定、超越，这种否定以观念否定为前导，以实在否定为根本环节，以人类自身的完善和为根本旨归，它体现的是一种哲学的辩证否定精神、创新精神和永不枯竭的理想追求［3］。

可以看出，目前理论界一般是从哲学角度来研究批判的涵义，因为批判本身就是一个哲学范畴。但是从研究的情况来看，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还很欠缺，有的学者虽然在文章中有明显的研究批判涵义的标题，而在内容上描述得非常模糊，甚至一笔带过。。

二、批判性指向问题的研究

的批判性指向即批判性的表现问题是研究的重点，也是研究的热点题。

杨煌认为的批判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二是体现在对待理论本身的发展要求上［4］。首先，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他认为是资本主义时期的理想主义理论。所谓理想主义理论是指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不认同的理论，是认为当时的社会从根本上是不完美的社会而向往更完美的可能社会理论。作为资本主义时期的理想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是理论的重要内容，是理论批判性的直接体现。。其次，在对待理论本身的发展要求上，他认为马克思强调“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起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的［5］”，这也是批判性的重要表现，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对待自己理论的态度上就是认为没有任何理论是一成不变的，理论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与时俱进地发展自己。

曾庆发从哲学角度研究的批判性，认为哲学的批判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哲学的批判性特征首先在于它公开声名自己是服务与无产阶级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人类世界的。这一点体现的是哲学鲜明的阶级性，其实质指向的就是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第二，哲学的实践性本身就内在的包含着性、批判性的规定。因为在视野中，实践就是现实的人有目的地改造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物质性活动之总和，他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矛盾多方面的否定性关系，因而它是性活动的源泉。第三，哲学的性、批判性也体现在其哲学的方，直接的体现就是其辩证法，即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他认为，这正是哲学的批判的本质在方上的体现。第四，哲学的性、批判性特征还体现在科学的主体性原则上。他认为以内含否定性、性规定的实践概念为基础的哲学必然高度尊重和人的主体性，因为在马克思哲学中实践是人一种有目的的能动性活动。［6］

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西方早期代表人物摒弃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理论家对物质本体论的机械认识，提出了实践哲学的本体论特质。据此，有学者也认为哲学也是一种实践哲学，并提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三个批判纬度：首先，它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其次，它以有生命的个体性存在为前提和基础，是对人本身的批判。再次，它是一种历史批判和对整个现存生活世界的批判。［7］

有学者根据东欧剧变后西方及左派在的批判性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提出的批判性主要指向两个方面：一方面指向哲学、政治经济学等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指向现实的社会制度［8］。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认为作为一种批判理论始终是双向度的：它以现存社会自身的各种客观历史可能性和潜能来测度这个社会。这种双向度性表现为哲学与政治经济的统一之中。“马克思的哲学批判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每个经济范畴同时就是哲学范畴”［9］。

。对其分析综合，不难发现的批判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二是对哲学、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对待自己理论发展问题上即体现在辩证法上，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的。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范文6

究竟什么是通货膨胀？

在西方一些经济学大师那里，确实是将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直接等同的。如弗里德曼就赞成说“物价普遍的上涨就叫做通货膨胀。”萨缪尔森等在著名的《宏观经济学》中写道：“通货膨胀意味着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今天，我们用价格指数，也即成千上万种产品的加权平均价格来计量通货膨胀。”

然而，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如果细加辨析就不难发现，并非所有的物价普遍上涨都是由通货膨胀引起。比如，当某些特殊情况造成一些重要的资源品或上游产品价格上涨而导致物价的普遍上涨时，就不能视为通货膨胀。又比如，当大规模的自然灾害造成农副产品或许多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从而拉动CPI上涨时，也不应称之为通货膨胀。只有确实因为货币出了问题或由于其他一些动因导致货币发行过多而导致物价上涨，这才能叫做通货膨胀。

可见，通货膨胀和物价普遍上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通货膨胀必然引起物价普遍上涨。但物价的上涨，即使是普遍上涨，也不一定可归结为通货膨胀。用逻辑学的话语来表述即是，通胀是物价上涨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亦非充要条件。在物价和通胀之间，存在着所谓一果多因关系：物价上涨可由通胀引起，也可由其他原因引起；或者说，通胀会引起物价普遍上涨，而无通胀情况下的其他某种条件也可能引起物价的普遍上涨。

这样看来，在目前学界被奉为圭臬的西方经济学著述中将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直接等同的做法，并不符合经济生活的实际。而弗里德曼对通胀所下的一段经典定义“通货膨胀是而且只能是货币数量的增长速度快于产出增长的速度而造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通货膨胀在任何地方都永远是一种货币现象”，因其并未将通胀直接等同于物价上涨，反倒显得比较周到。

在以往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中，通货膨胀总是指由于纸币发行过多超过了流通中所需要的数量而引起的纸币贬值和普遍的物价上涨。在西方有的经济学家中也有类似观点。如哈耶克就认为：“通货膨胀一词的原意和真意是指货币数量的过度增长，这种增长会合乎规律地导致物价的上涨。”

如果从这一定义看，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并不能划等号，更不是同一概念的两种说法。只有货币（纸币）发行过多而造成的物价普遍上涨才能叫通货膨胀。（这样的内涵显然避免了西方经济学相关定义的缺陷。）至于其他原因造成的物价上涨，即使是具有某种普遍性的物价上涨也不能称之为通货膨胀。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我们放弃了传统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通胀概念转而全面接受了西方经济学体系中的通胀概念。为什么我们要放弃一个看起来比较确切的概念转而使用一个与许多经济现象并不相符的概念呢？而且，这样的理论错误，不管是一些学者，还是国家统计局和央行都在犯。

中国早就有学者如胡代光提出，“不能说，凡是物价上涨就一定存在通货膨胀”。所以今天提出勿将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混为一谈，并不在于其理论意义，并非一定要在两种定义之间分个孰是孰非，而在于其现实的意义，在于用正确的理论观点来观照中国当前经济生活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并反思目前的货币及汇率。

目前中国正处在一个物价上涨趋势中。2010年末的CPI指数为3.3%，PPI指数为5.9%，而2011年一季度末的CPI为5.0%，PPI为7.3 %。引致中国目前物价上涨的原因究竟什么呢？

1. 国际油价的上涨引致。20世纪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时，油价从每桶3美元上涨到了十几美元。而从2000年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前，油价居然在8年内从十几美元上涨到150美元以上。后虽因金融危机而下跌至90美元内，但目前又上冲至120美元左右了。

国际油价为何一涨再涨？有人认为与中国等新兴国家的需求上升有关，有人认为与地缘政治格局变化有关，有人认为与石油的金融属性日益突出而成为国际热钱的炒作对象有关，有人认为与美国大肆印钞导致美元这一世界交易货币（在国际市场）贬值有关。这些观点都各有一定的道理。但不管是什么原因，却都非关本国的通货膨胀。即使美国的数量宽松可以看作是一种世界性的通胀，但它也不是中国的货币所能控制的。

所以，你可以把油价上涨引起的物价普遍上涨叫做物价上涨，但不能把它叫做通货膨胀，因为它并非由于本国货币的膨胀所引起，更不是通过收紧本国货币就能解决问题的。

2．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引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各项基本建设任务繁重，对铁矿石等资源品的消耗量巨大，而由于资源禀赋等原因，中国的铁矿石目前需大量进口。而近年来，铁矿石的价格一路飙涨。从2004年初的每吨55美元左右一路上涨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140美元之上，而到目前，铁矿石进口价格已接近160美元。铁矿石价格上涨势必导致钢铁价格上涨，进而导致一系列的下游产品和工程项目价格上涨，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矿业巨头的垄断，美元滥发在国际市场造成的贬值相信也是一个原因。但这同样不能归因于本国的通胀，同样也不是通过调整本国的货币就可以解决的。

3. 近年来由于低碳环保、水资源保护、土地财政等因素而形成的相关税费上涨引致。近年来，以水资源保护的名义，各地多有提高水价的动作出台，也有不少地方和行业提高了环保税费的标准。这些调整有多少属于客观需要，又有多少属于垄断企业抢吃红利或有关部门寻租姑且不论，反正这些调涨动作总是要影响到物价水平。但这也并非属于票子发多所引致。

至于近年来的土地价格飞涨，究竟是因为各地的土地财政所致，还是属于通胀导致的资产价格泡沫？恐怕还要认真分析，但至少不能一概视为通胀所致。一个有力的反证就是，早在前几年通货膨胀问题远没有今天这样突出时，甚至还被认为是“通货紧缩”时期，房地产价格已经开始一路上涨。总不能把这也称之为通涨引发的资产泡沫吧。

4．近年来各级为改善民生，而在保障就业、提高薪资方面出台了不少可能引致。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就业倒确实是与通胀处于水涨船高的关系中。因为就业水平和工资的普遍上涨会引起成本推动型通胀。对这样的论点，似乎难以完全接受，因为即使不考虑薪酬增加可引起“做大蛋糕”的效果，即使蛋糕还是那样大，加薪也可以通过改变蛋糕在资本和劳动间的分配比例来实现。

就业和薪酬水平的提高是否必然引起物价上涨？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引起物价上涨？抑或又在多大程度上使得国民的真实收入有所提高？还需要研究。这里姑且承认其对物价上涨确有影响吧。但是否能够因此就把这种因素引致的物价上涨与通胀划等号呢？

5.输入型通胀，即由于美国在金融危机以后推出的数量宽松的货币在世界引发的流动性泛滥的局面对中国的影响所引致。应当承认，这种影响是严重地存在的。其作用机制一是通过所谓国际热钱的流入来实现，二是通过推升国际油价、矿产等资源品价格来实现，三是通过贸易途径使中国产生大量贸易顺差的途径来实现。这种机制导致中国外汇储备过多，并因强制结售汇而释放出大量本币，从而形成人民币外汇占款过多而超量发行的问题。

综上所述可见，当前中国的物价上涨并不都是由票子过多引起的，所以并不都能采用治理通胀的紧缩货币来应对。然而，中国央行显然是把所有的物价上涨统统看作了通胀，只要看到CPI、PPI高企，就祭出升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对付通胀的法宝来对付，难免有开错方子吃错药之嫌。

在目前5%左右的物价上涨中，究竟有多少是由于通货膨胀造成的，又有多少是由非货币因素造成的？需要再做分析。如果不作区分而把全部物价上涨因素统统当作通胀现象来应对，就有可能将紧缩性货币运用得过度。而货币运用不当势必会损害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从2010年以来，央行连续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最近更是一月不到就上调一次；从2010年10月以来，央行还连续4次上调存贷款利率。如此频繁地使用货币工具，甚至连前一次的效果都还未及显现就又推出新一轮的措施，这恐怕已超过了货币工具使用的合理边界。